以精准实验数据替代经验判断，李最雄推动文物保护从手艺活升级为“科学严谨”的系统工程。他主导的“应用PS-C加固风化砂砾岩石雕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是我国砂砾岩石窟保护加固的重大突破如今，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已超过300人，为全国20余省（区、市）300余处文化遗址保护提供技术支撑与服务，相关合作已延伸至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文物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精神。在莫高窟壁画前、玉门关遗址旁、布达拉宫殿堂里，有这样一位学者，他以理工科背景深耕文物保护领域，用“神奇药水”破解千年文物风化难题，以严谨科研构建文化遗产保护屏障，用半生足迹串联起我国文物科技保护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系统的发展历程。他就是我国第一位“文物保存科学”博士，我国古代壁画与土遗址科技保护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李最雄。

2026年1月，李最雄遗著《岩壁丹心——我的文物保护之路》正式发布。透过这部著作，人们得以走近这位文保工作者，感受他对文物保护事业的执着坚守和深厚情怀。

五年磨一剑，

寻找对抗风化的“神奇药水”

在文物保护长期依赖手工技艺的年代，李最雄较早打破“手艺传承”的局限，将科学精神引入文物修复领域。1964年，他从西北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怀揣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进入甘肃省博物馆，开启文物保护研究之路。

在甘肃省博物馆的一间土坯房里，李最雄开始了科研实验。当时房屋条件差，没暖气，也没有上下水设施。靠馆藏全英文图书资料和进口实验仪器，他在困难中撑起一片科研天地。他勤勉好学，不怕吃苦，一年时间，就能基本阅读和翻译文物保护方面的英文文献。

甘肃地理空间狭长，分布有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寺等200余处石窟。这些石窟大多开凿于砂砾岩构成的崖壁上，岩石结构相对松散，易风化。李最雄将砂砾岩石窟的风化及保护确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李最雄和同事发现，砂砾岩体的胶结泥质中含有较多蒙脱石，其反复膨胀和收缩是岩体风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找到适配的保护材料，他带领团队开启攻坚之旅。

甘肃省博物馆原副馆长王琦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在各大石窟寺踩点取样，检测标本，一遍遍做实验。“我们在石窟一住几个月。冬天，炳灵寺石窟水路交通不通，我们带着设备器材步行三小时前往。那时很少有蔬菜，吃饭时往土豆面条里撒把盐。”

经过反复实验，高模数硅酸钾（PS）水溶液进入他们的视野。PS材料的加固原理并非“物理粘合”，而是“化学变化”——不是简单地“粘”住文物，而是与胶结泥质发生反应，生成新的稳定结构，力学强度显著提升。所谓模数，通俗理解就是“骨架密度”：模数过低，加固后强度不足；模数过高，则渗透性变差，易在表面形成硬壳。

李最雄的自传记载着他们测试PS材料性能的过程：将不同模数PS水溶液和定量胶结泥质制成的岩体试块，放进80摄氏度的烘箱中烘干8小时，再取出置于恒湿箱中8小时，循环120次后，与原始试样进行强度对比。这是测试温湿度变化对强度的影响，此类耐候性能试验需要测试的类目有十余种。

历时5年，经过大大小小上千次试验，他们筛选出最佳的PS模数——3.8至4.0。该模数的PS与胶结泥质作用后形成的材料，在水中浸泡一年不会崩解，同时具有较强的耐冻融性、耐二氧化碳、耐温湿度变化等特性，制备的PS溶液对砂砾岩体也有很好的渗透性。

以精准实验数据替代经验判断，李最雄推动文物保护从手艺活升级为“科学严谨”的系统工程。1988年，“应用PS-C加固风化砂砾岩石雕的研究”获原文化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995年再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一成果是我国砂砾岩石窟保护加固的重大突破。

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麦积山石窟、莫高窟、榆林窟，以及交河故城、玉门关、西夏王陵、秦长城等诸多遗址中，使这批遗址得到有效保护。

深耕破难题，

以开放专业铸就世界典范

1985年，李最雄调入敦煌研究院，不久前往日本学习，1991年成为我国首位“文物保存科学”博士。

人们欣赏敦煌壁画时，常疑惑画像上菩萨脸庞为何发黑——其实千年前绘制时本是肤色，随着时光流逝，颜料变色。敦煌壁画颜料的稳定性与变色机理，是李最雄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重点。

此前研究认为，壁画变色主要受敦煌气候干燥、紫外线辐射强的影响。李最雄研究认为，这一结论可能存在问题，因为阳光难以照射进洞窟内。此前的结论建立在‌实验室使用碘钨灯进行模拟实验基础上，碘钨灯紫外线辐射强，远超莫高窟洞窟内实际光照水平，导致结果出现偏差。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李最雄参与了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开展壁画颜料分析、保护材料研究等工作。期间，李最雄及其团队运用X射线衍射、红外光谱等多种现代分析技术，系统研究敦煌壁画颜料变色，证实了铅丹在光与湿度作用下转化为棕黑色的二氧化铅，是壁画变色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过持续合作研究，李最雄基本摸清敦煌壁画中的颜料稳定性规律。如蓝色、绿色源于石青、石绿、青金石等天然矿物质颜料，受温湿度、光照的影响不大；朱砂对温湿度不敏感，但光照会导致其变色；最不稳定的铅丹，在高湿度、高碱性的环境下，容易变色生成棕黑色二氧化铅。

当时，国内学者没有做过石窟壁画颜料稳定性研究，国外学者也未进行系统研究，所有实验数据都是李最雄对莫高窟壁画开展调查取样，并在实验室中分析获得的一手成果。凭借严谨的科研精神和从实际出发、以数据为依据的治学方式，他得出独创性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为文物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用于指导科学修复与材料选择，构建洞窟微环境调控标准，还成为建立敦煌壁画颜料标准数据库的理论基石。

1991年，他以此项成果为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李最雄生前曾向记者回忆那次难忘的学位授予仪式：“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为了激励更多年轻人的学习热情，特意邀请我的导师前往敦煌，在敦煌研究院举行隆重的学位授予仪式。段院长如此安排，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激励，也推动着敦煌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秉持开放理念、重视国际合作，是李最雄学术生涯的鲜明特色。

20世纪80年代末，李最雄带领敦煌研究院保护团队，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开展国际合作。合作双方聚焦艺术价值高、病害程度深的莫高窟第85窟，历时多年。第85窟的突出病害是有“壁画癌症”之称的酥碱。这种质地酥松易碎、析出白霜“返碱”的病害，是壁画保护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难题。

通过监测分析，中外专家锁定了导致酥碱的“元凶”——岩体中的盐分。随着湿度变化，盐分反复潮解、结晶，将壁画地仗层“撑”成粉末。团队试验了80多种灌浆材料配方，最终筛选出性能最佳的方案，运用科学灌浆与脱盐相结合的工艺，成功治理酥碱顽疾。

莫高窟第85窟的这次国际合作被视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不仅成功挽救了珍贵壁画，还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壁画保护修复理念和流程，推动了行业标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出台。

甘肃省文物局局长仇健说：“李最雄积极推动国际交流合作，成功在国际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创建古遗址保护专业委员会，并担任首任主席。这让中国文物保护的技术成果与实践经验登上国际舞台，也让我国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获得了重要的话语权。”

李最雄始终将目光聚焦于亟待抢救的文化遗产。2001年至2007年，李最雄牵头对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萨迦寺进行保护。这三处文化遗产的壁画病害中，空鼓病害的面积占比达到80%。尽管已年过六旬，他仍18次进藏，抢救约6000平方米壁画，完成了他口中“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工程。

李最雄在自传中写道，在布达拉宫东大殿西壁，空鼓病害面积达到75平方米，最严重的部位壁画已脱离墙体10厘米，分割成几块的空鼓壁画仅剩一丝相连，悬在空中。稍有不慎，壁画块就可能从五六米的高处掉落地面摔碎。

布达拉宫壁画的地仗层硬而脆，遇水崩散，因此敦煌常用的揭取、整形、修复、回贴、加固等办法在这里不适用。团队采取先原位整形，再灌浆回贴，辅以锚固加固的方案。尽管环境高寒缺氧，但修复的每个关键环节，他都坚持在场、亲自指挥。

“李最雄勇于担当、认真负责、不畏艰难。他呕心沥血，患上严重的冠心病，心脏一次被植入3个支架，但圆满完成了保护修复任务。”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黄克忠说。

从敦煌石窟到雪域高原，从壁画修复到遗址保护，他用严谨治学的态度与无畏担当，树立了以科技保护文物的典范。

薪火相传，守护文明根脉

李最雄的成就，不仅在于攻克无数技术难题，更在于他以高尚的品格、开阔的眼界，构建起文物保护的人才体系与协作网络。对后辈而言，他不仅是一位专家，更如一盏明灯——既照亮技术前路，更照见做学问、做事业、做人的准则。

20世纪90年代，榆林窟东崖险情十分严峻，崖体内两组裂隙近乎交错切割。一旦遭遇地震，崖体便可能发生大规模倾倒，对洞窟和文物造成毁灭性破坏。面对这一风险高、责任重的抢险加固工程，李最雄对每一个实验环节、每一道施工工序都极致严格。

跟随他工作的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方建生回忆，一次在榆林窟开展实验时，突然天降冰雹，担心实验条件受到影响，李最雄坚持守在现场、不肯离开。“李老师不允许哪怕0.01%的差池，那次我们在现场待了6个多小时。他对技术的追求令我终身受益。”方建生说。

面对重大工程，李最雄对质量严苛以求；面对年轻人成长，他总是压担子、给机会，让年轻人在一线经风雨、长才干。

当时，刚调入敦煌研究院一年多的王旭东，还是一名年轻的文物保护人员。李最雄安排他负责榆林窟东崖抢险加固工程施工现场。“李老师非常相信年轻人，放手让年轻人承担重任，以项目培养人，将科研扎根于文物保护一线。这份信任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和鞭策，也磨砺了我的意志，为我长期投身文物保护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王旭东说。

在重大工程中，人们看到的最雄对事业的执着和对质量的坚守，在日常点滴中，人们感受到他的仁厚、温暖与担当。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李最雄在加拿大访学期间，用节省下来的生活津贴，购买了一台先进打印机和整套文物保护书籍带回敦煌，改善当时简陋的办公条件，弥补国外研究资料不足。他多方筹集资金，想尽办法添置先进科研设备。“这些设备在敦煌文物保护工作中起到巨大作用，一些设备至今仍在使用。”

这种温暖，也落在与人偕行的细节里。

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摄影师吴健，与李最雄并肩走过很多地方。有次从拉萨去阿里途经定日县，他们计划拍摄珠峰。高原反应来得又急又猛，不少同行人都感到身体不适。清晨，吴健不到5点起床，下楼时却发现，李最雄已经在大厅等他了。“到了珠峰脚下，他帮我背着摄影包、三脚架，健步如飞。刚支好相机，太阳就从珠峰顶部冉冉升起。”吴健为李最雄拍摄了一张个人肖像。照片里，他眺望远方，身后雪山皑皑。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李最雄家中。

“30年里，我们不仅是同事、上下级，更是忘年交，亦师亦友。我在他身上感受到宅心仁厚、谦逊大度、克己奉公的品格。”吴健说。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李最雄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在敦煌工作时，家人都在兰州，人们常能看到他吹着口哨做面条。在四周荒芜的榆林窟，他买来音响播放磁带，教大家跳交谊舞，戈壁滩上温暖的灯光、悠扬的音乐，成为年轻人心中美好的记忆。

妻子鲁芸回忆他们携手走过的日子：“我们曾登上窟顶看日月同辉，我们曾静听九层楼风铃叮当，我们曾踩着宕泉河上的坚冰，我们曾漫步林荫花径闻沙枣香……”

2019年，李最雄与世长辞。

仇健说，李最雄是我国文物科技保护从“零散探索”迈向“系统攻关”的奠基人之一。他推动了多项技术突破，更始终着眼长远，搭平台、建团队、育人才，为文物保护事业夯基垒台。他着力构建跨区域、跨行业、跨学科的协作机制，培养了数十位文物保护方面的领军人才。

苏伯民说，在李最雄的引领下，敦煌研究院构建起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设计施工为一体的产学研用文物保护全链条新模式。如今，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已超过300人，为全国20余省（区、市）300余处文化遗址保护提供技术支撑与服务，相关合作已延伸至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女儿李黎追随父亲的脚步，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现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她说：“父亲简单执着，一言一行里藏着对事业最深沉的爱。父亲的精神已经融入我的骨血。他培养的学生们，也已成为行业领军者。这是他最欣慰的事情。”

（《瞭望》2026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