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很多敦煌老员工的回忆录，这些回忆中提到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是大名鼎鼎，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普通的工人师傅，他默默无闻地为敦煌奉献了终身，非常了不起，他叫窦占彪。以下是从很多人的回忆录中摘出来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来的是一个闪光的人。 

最早来自常书鸿的回忆：

“老窦原来是张大千手下的杂工，因熟悉情况，勤恳手巧，便继续留下来做些工作。”

刚到敦煌的时候，有一次调查196窟的历险经历，来自萧默：

“在调查南部位在高处的一座晚唐洞窟第196窟时，常书鸿与潘洁兹、董希文和窦占彪上去工作，蜈蚣梯却不知什么时候翻倒了， 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被困在距地近三十米高的洞窟中。他们试图沿着七八十度的陡崖往上爬上崖顶，却险些摔下山崖。后来还是窦占彪一个人先爬了上去，再用绳子把他们一个个吊上去，才脱离险境。”

1945年，国民党撤销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有的人都离开了， 常书鸿也离开去重庆争取恢复研究所，他回忆走之前的情形：

"我们就要走了。留下的仅有老工友窦占彪和范华两人。从昨天起他们就帮我们料理一切。我反复告诉他们，我们一家是暂时去兰州、重庆办事，隔不了多久就会回来。可他们根本不相信，认为研究所的人都走光了，所长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也自寻门路去了。一时我也解释不清，临走，我又叮嘱了两句：“老窦，这洞窟的维护和保管的事就交给你啦，你可要千万上点心！”这个心灵手巧的庄稼汉老窦，眼圈红了红，点点头。我又招呼老范：“所里其他的公务杂事，收收发发，都交给你啦，将来可要向我报账！”老范“嗯唷”答应了声，声音也喑哑了。”

萧默的回忆中也提到了这一段：

“他独辟草莱开创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几经风雨飘摇，却在抗战胜利的前夕被国民政府撤销了。先生两次好不容易从内地招来的艺术家、学者和工作人员，包括自己的妻子，十几个人，都因为单位的撤销生活无法维持，或内地原沦陷区的家确实不能没人照顾，或耐不住这里的艰苦与寂寞，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都纷纷离他而去甚至不辞而别了，他的几经辛苦才建立起来的队伍可以说巳经全军覆没，他这个已经不被政府承认也毫无经费来源的”所长”和号称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单位”，最后只剩下了两名青年工人还忠诚地跟着他，真是情何以堪！处此绝境，他将何去何从？

这两位工人，一位叫范华，如今仍然健在，已经八十多了；一位叫窦占彪，已经逝世。”

解放前夕，根据孙儒僩回忆，窦师傅短暂离开过莫高窟：

“1948年，窦占彪背上自己的一小卷被褥及老羊皮袄去向常所长辞职，常所长不同意，希望他坚持下 去，但他还是不辞而别。民间画工张定南也辞职不干了。听说窦占彪和张定南因为生活无着落，曾去南山挖金子（实际上是当淘金工人）。不知道为什么，张定南遭人打了黑枪，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窦占彪又回来了。”

1951年常书鸿先生带队去炳灵寺考察：

“在炳灵寺石窟的十天勘察工作中，我们始终群情激昂。大家互相配合，尤其在攀登高空危险洞窟时，窦占彪同志挺身在危岩上搭架，帮助我奋力攀登数百年来无人迹的佛窟，发现并搜集到许多重要资料。至今事隔整整30年，但这次难忘的勘察工作我仍然记忆犹新。”

1952年常书鸿去麦积山考察

“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技工窦占彪，是一贯善于登攀悬崖峭壁探宝的开路先锋。在他与天水麦积山当地木工文德全的配合下，在50～60米以上的峭壁上，抽出一个朽烂的木桩，再在桩眼中安装上一个新的木桩，架上木板，就这样，一个木桩一个木桩，一块木板连一块木板，艰难地开辟了飞栈的通路，把我们引上天堂洞等许多高层洞窟，”

孙儒僩对麦积山考察的回忆：

“因为西崖不能上去，我们先开展东崖的摄影、临摹、测绘工作。段文杰、史苇湘临摹壁画，范文藻摄影，我测绘洞窟，常书鸿所长在窦占彪的配合下调查洞窟。梯子是湿木料做的，十分重，从一个洞窟移向另一个洞窟时，几个人控制不住，梯子倒下了，幸亏有一 块大石头顶住，没有发生大的事故。窦占彪的膝关节被砸，但仍一搁一拐地坚持工作。后来窦占彪经多次医治始终没有康复，成了老残疾，留下了终身的痛苦。”

1955年，孙儒僩的回忆：

“1955年，窦占彪家的小孩是在莫高窟自己接生的，我家老大还吃过窦占彪老婆的奶， 所以我家老大叫她＂窦妈妈”。”

高尔泰对窦师傅的描述，以及他在WG中的故事：

“石窟保护部的老工人窦占彪是个奇人脸狭长而脑门特大，下巴向前抄出，个子瘦小佝偻，走路有点瘸恰像是我的老师吕风子先生画的罗汉。读书无多，木讷寡言但技艺高超，而且绝顶聪明。十多年来，在石窟保护和加固工程中出过许多好点子，也解决了不少专家们束手无策的难题。说到他，全所上下，没有人不敬佩。

在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WG"来得特别残酷；编制内的少数几个"工人阶级"，也显得特别权威。唯独他，还是老样子：木讷寡言，走路靠边。火热的斗争会上，他远远地坐在角落里，兀自打盹。一九六六年以来，从未发过言，也从未贴过大字报，跟着跑跑龙套。除了在斗争会上，没人敢当着他的面打人，他体弱力小， 真要打他也挡不住。但不知为什么，只要他在一边静静看着， 人家就不好意思动手了。

一天，全所下乡劳动，要带一块写着毛语录的黑板，放在地头以便随时学习。这是圣物，牛鬼蛇神不能碰，阔大笨重，革命群众没人愿拿。人都上到车上了，惟独它留在下面，它留在下面，车就不敢开走，直响直抖，一阵阵排气。大家各自盯着膝盖上的红宝书，一声不吭，老窦慢腾腾爬下卡车，把它拿了上去。到了地头，又是老窦把它拿下来，转移工地时，还是他背着。刚放过水，地里很湿，中午休息时，没处坐卧。大家有的蹲有的站，有的坐在并拢的锹把上，硌得难受。老窦找了四块石头，把黑板翻过来，架空放平，往上一躺，睡起觉来。如此大不敬，人人望之骇然。他坐起来，从容四顾，说，我背累了，复又躺下，众目睽睽之中，须臾鼾声大作。”

WG中，万庚育先生被罚去山谷放羊，这是她的回忆：

“我高一脚低一脚踩着石块将羊群赶到了大拉排。这里没有房屋，只有峭壁上挖的孔大窑洞，窑洞里面有两面土炕，洞口内有炉灶和一口大铁锅，洞门外左侧是羊圈。这时天色已晚，沿途羊群已吃饱，我直接把羊群赶进圈里，关紧了栅栏门。我走进窑洞，看见窦占彪和他五岁的儿子住在里面，有这位老人在我就放心多了。

我在炉灶旁打了一个地铺，由于太累的缘故，我点着煤油灯一觉睡到大天亮。老窦可能怕我一人在山沟里放羊寂寞，就让他的儿子尕老五陪着我。”

WG中，窦师傅也曾经去北京串联，孙儒僩回忆：

“大概1966年冬，全国开始大串联，大家都去了北京。第一批走的时候我不想去，李其琼去了，连不识字的窦师傅也去了。有趣的是，窦师傅写来信，他家人不认识，请知识分子也不认识，后来找到我，我费了好大工夫才大致读懂了。那是一封平安家信，讲他在北京的生活：

＂住在中国美术馆，打的地铺，地上铺的草……＂ 一张纸用铅笔写满了拼音（信封是请别人代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窦师傅学会了拼音，但并没有帮助他认识汉字。”

某个在WG中迫害别人的人，WG结束后回敦煌时，遇到了窦师傅，萧默回忆道：

“听说他有一次回到敦煌，在大牌坊外面撞见窦占彪。老窦捡起一块石头对着他喊：“你要是再往前走一步，看我不把你狗日的砸死！＂吓得他赶紧跑了，连窟区大门都没敢进来。”

高尔泰回忆，窦师傅去世的时候：

“二十年后的一天，记不得哪天了，我在成都，突然心里一动，回忆起同他相处的日子，历历如在目。前和小雨谈他，谈了很久。十几天后，《光明日报》报导了他去世的消息，正是那一天，不免感到奇怪。报上说，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他的追悼会上，许多人都哭了，我相信。 ”

沉默低调，任劳任怨，聪明勇敢，胆大心细，是非分明，亲切友善，忠诚善良，窦占彪身上集合了很多中国人特有的优秀品质，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构成了我们的民族脊梁。 

1959年12月在天梯山，前排右二即窦占彪师傅。

向您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