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识拙见，聊备参考

柴剑虹 

（中华书局编审）

敦煌研究院的文化弘扬部和《敦煌研究》编辑部是弘扬敦煌文化艺术的两个特色鲜明、举世瞩目的大窗口，也承载着在新时期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的重任。

我与研究院结缘四十多年，获益甚多，如今虽年届耄耋，仍心心念念这两个窗口的进一步发扬壮大、日益辉煌。前些日子我就文化弘扬部的讲解员工作撰写了《窗口 桥梁 使者》短文，蒙管理者不弃，登载在研究院网站。现趁“2025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举行之际，就《敦煌研究》期刊的发展提出如下浅见供编辑部同仁参考。

众所周知，《敦煌研究》是敦煌研究院主办的以弘扬敦煌文化艺术为办刊主旨的学术期刊，自1983年正式创刊至今年10月，已出版正刊213期、特刊12期。鉴于我曾经于1987—1997年十年间担任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编辑部负责人，故而想先对“期刊”的概念谈点自己的粗浅认识。

期刊（又称杂志）是指有国内标准刊号（CN）或国际刊号（ISSN），具有固定名称，按照一定周期（周或旬、半月、月、双月、季、半年）用期、卷等顺序编号出版的成册连续出版物，主要分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百科、少儿期刊。期刊不同于目前十分流行的称之“以书代刊”的学术集刊，即是指由学术机构申请出版社用图书书号（ISBN）定期或不定期编辑出版的论文集。至于近些年来学界（主要是高校）特别热门的“C刊”“核心期刊”，是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旗下三家相应机构自行评定的期刊等级，目前虽密切关联甚或影响学者学术水平的评估工作，其实应该与办刊原旨无关。1992年5月，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全国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组织“中国期刊协会”（China Periodicals Association）。我曾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参加首届理事会，记得会员单位并无将期刊划分等级的要求。近日，我查阅中国期刊协会今年4月10日起生效的新章程，亦未涉及与C刊一类等级的规定。

我国现有的敦煌学学术刊物，属于期刊的两种：《敦煌研究》和《敦煌学辑刊》；属于集刊的三种：《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和（台北）《敦煌学》。这几家刊物都为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令国内外学界称道的贡献。同时，我和一些学界同仁也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两种期刊在着力刊发高精尖学术研究文章的同时，忽略了敦煌文化艺术普及类文章及学术动态信息的组稿和刊登。

我在提交2018年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的发言稿《敦煌学期刊的发展与推广空间》中曾经提出：“学术期刊的发展有赖于‘学术普及’，尤其是在‘丝绸之路热’升温的今天，敦煌学和丝路文化的普及，更是提升学术影响力与关注度的重要基础。因此，推进敦煌学期刊的发展，扩大其推广空间，都离不开敦煌学与丝路文化的普及。”为此，当时我建议《敦煌研究》似可增加“敦煌学知识”“敦煌与丝绸之路”及“学术研究动态”（其中可包括书评、文评、书讯、会讯）的常设栏目，和“敦煌学人”及“敦煌学史”的非常设栏目。以上栏目都要提倡“大专家写小文章”——做到视野宽阔、知识准确、文字精干可读性强。同时也要注意发现和培育年轻学者，鼓励他们独立撰写稿件。我认为普及与提高并举，不仅可以拓展《敦煌研究》的作者群和读者面，扩大敦煌文化艺术的影响力，也能体现出作为双月期刊的时效性优势。

近些年来，在作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敦煌学从“冷门绝学”发展为“热门显学”的进程中，《敦煌研究》编辑部虽然也在与其他学术期刊、集刊的交流合作中迈出了步子，但是受到多种主观、客观因素的局限，步伐还必须加快、加大、加“宽”——这里的“宽”，是指需要和国内外更多家刊物及高校与科研机构主动、积极联系，增进选题的开发切磋和作者推荐、文稿交流、信息互补，开展多维度的实质性合作，乃至编辑人员、学者之间的交流互鉴。记得《敦煌研究》初创时，段文杰院长就安排赵声良到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室来进修编辑业务，赵声良在半年的时间里和我们一道做审稿加工、出差组稿等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1988年，我与《文史知识》的几位编辑，为编辑出版该刊的“敦煌学专号”，也到敦煌研究院在实地参观和组稿的同时，注意向研究院的专家学习，一道审读加工文稿，不但有力保证了这期专号的质量，还增加了刊物的发行量。《敦煌研究》和《敦煌学辑刊》可以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另外，《敦煌吐鲁番研究》和《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今年6月，敦煌研究院又与复旦大学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涉及在科学研究、访学交流、人才培养、合作共建等方面的深化合作。因此我建议《敦煌研究》可以不定期安排编辑部人员到上海去进行参访事宜。这有利于办刊人员及时关注学界动态，不隔世落伍，进而充实作者队伍，拓展学术视野，进一步提高学养素质和期刊水平。

我们强调期刊文稿内容要在遵循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力求创新，这是《敦煌研究》多年来坚持贯彻的原则。随着数字化、数据库的大力开发，特别是AI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进展，加上大量高校年轻学者刊发论文的迫切需求，一些“短平快”的来稿量大增，也给编辑审读工作带来了利弊两端的困扰，因为现有的查重软件已经很难较为准确合理地弄清文稿内容抄袭、雷同、缀合和引文谬误等问题。这就要求编辑人员下功夫学习新技术，正确把握高科技这把“双刃剑”，花力气查阅文献资料，及时掌握相关学术动态。在这方面，我建议编辑部要加强与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和人文研究部敦煌学信息中心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他们的资源和成果优势，同时也多关注与辨析国内外网络的相关信息，尤其是敦煌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动态，减少乃至杜绝误判。

拙稿写到这里，正好看到刘进宝教授刊发在昨天《中华读书报》上的专文《守护敦煌：那些不该湮没的人与事》，深受启益之际，愿再次建议《敦煌研究》发挥自身难得的优势，开设“敦煌人”或“莫高窟人”专栏，可聘罗华庆研究员、刘进宝教授等为此专栏特约编审，开启一扇弘扬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具有深远意义的特色窗口。

以上浅识拙见聊备参考，敬请编辑部及与会诸君批评指正！